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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孙中山指令暗杀柏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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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9 20:40: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孙中山指令暗杀柏文蔚2016-09-11 张耀杰 红粉枭雄民国梦



孙中山针对柏文蔚等人的谋杀指令
张耀杰
    【本文节选自张耀杰著《民初命案:陈其美的黑道传奇》,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7月出版,“耀杰微书店”有售。由于“你懂的”的原因,本书的大陆版删除了相关的内容。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内部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谋杀案,其中的陶成章、宋教仁、陈其美、程璧光、邓铿等重大命案的暗箱黑幕当中,都隐约闪现着革命党最高首领孙中山的影子,却又难以找到第一手的确凿证据。
我最近翻阅中华书局1983年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意外发现孙中山针对柏文蔚、李烈钧、陈炯明等人白纸黑字的谋杀指令。此项指令从来没有被相关学者认真解读过,甚至于连柏文蔚本人,在生前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面临的生命危险。



按照柏文蔚《五十年大事记》中的说法,作为同盟会及国民党方面的一名军事首领,他从来没有得到最高党魁孙中山的充分信赖。
1912至1913年间,柏文蔚在担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的半年多时间里,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并没有依照个人自由、契约平等、法治民主、限权宪政的现代文明价值谱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主动实施地方自治、民主选举之类的现代制度建设;反而与袁世凯中央政府多有勾结,甚至于和袁世凯的安徽籍亲信段祺瑞、江朝宗,以同乡关系结拜为异姓兄弟。安徽籍革命党人对柏文蔚大为不满,纷纷“相与团结,谋危安徽政局”,从而把安徽省拖入争权夺利的困局乱象之中。
用柏文蔚的话说:“最可异者,中山先生但听落伍者之谗言,颇不信余。余惟抱定宗旨,切实作去,一面求吾皖内政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国。如此机要,只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清相与计议,其他即多年之患难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盖因权利冲突,恐其泄露告密也。”
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的柏文蔚,没有能力整合安徽境内的各派武装,反而被胡万泰、孙多森等人驱逐出了都督府。
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与第九师师长冷遹等人临阵脱逃之后,钱通、伏龙、韩恢等人从南京赶到安徽芜湖,迎接柏文蔚前往南京主持军事行动。柏文蔚抵达南京,很快陷入自称江苏都督的张尧卿与自称江苏总司令的何海鸣的权力争夺。
柏文蔚依然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只好在日本军方安排下逃往上海,并于同年8月30日由上海抵达日本长崎。
9月26日,柏文蔚与白逾桓一起来到东京,28日下午到赤阪区灵南阪町27号拜访孙中山。29日,柏文蔚、白逾桓搬到芝区白金今里町89号李烈钧住处,30日离开东京返回长崎。
1914年5月14日,田桐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发布通告,说是在中华革命党未成立以前,先行组织筹备委员会,由孙中山委任柏文蔚、周应时、陈其美、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钺、文群、陈扬镳、张百麟、田桐等人为筹备委员。
同年6月16日,孙中山徒步来到位于日本东京芝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3号的民国杂志社,和陈其美、田桐、柏文蔚、居正、胡汉民、周应时、刘承烈等人协商中华革命党的干部人选,孙中山当场被推举为总理。
革命党内部怀疑投资一万日元在目白台建筑房屋的黄兴,有另立门户的嫌疑,推举黄兴为协理的拟议遭到搁置。孙中山初步拟定的干部名单为:总务部长陈其美,党务部长田桐,财政部长张人杰,军事部长柏文蔚,政事部长胡汉民。
柏文蔚与孙中山讨论改组中华革命党的问题时,“孙公未言之先,已见不悦之色”。听了柏文蔚的陈述,孙中山更是勃然大怒:“我组织中华革命党,对与不对,你还没有资格来讲……”
柏文蔚回到长崎后写信给孙中山,辞去军务部长一职。“孙公大不悦。由是闭户读书,谢绝外事,与孙公亦少往还”。
随着中华革命党成立,加上又称“欧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奉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李烈钧、李根源、柏文蔚、钮永建、章士钊等人,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主张暂时停止暴力革命。
李烈钧、柏文蔚等人随后来到南洋,与陈炯明一起成立为广东水灾募集善款的水利促成社,并且致力于开展商业活动。
孙中山一派人与革命党内部拥有金钱实力的黄兴一派人的关系日趋紧张,甚至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尖锐敌对。
1914年9月8日,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函中写道:“兹遇欧洲战乱,无暇东顾,袁氏更无后援,只有待毙,此时机会更不可失,海内同志已预备进行。惟以饷糈极绌,未能应时发展,亟望兄等在南洋提倡筹款,以为接济。……据闻陈竞存、李烈钧俱有巨款约十万,交陈楚楠、林义顺两君经营商业,不审确否?乞密中一调查报知。”
在接下来的一封书信中,孙中山干脆授意邓泽如对李烈钧采取直接行动:“兹得同志某君来函云:陈□□、□□□已先后回南洋,此两公皆挟有厚资,而□尤厚,据江西同志云总有二三百万。……兹请兄以本党财政部长名义与□□□立约,若彼肯出此资,兄可签押,许以竭力运动同志举彼为第三次成功之总统也。……否则彼所挟之资,乃民国之公款,实非彼一人之私财也。彼若不肯挪公款为公用,则属自私自利,不仁不义也,则望兄等当筹适当之法以对待之也。”
这里的“陈□□、□□□”,即陈炯明、李烈钧。关于此事,邓泽如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解释说:“黄兴在美,情势隔膜,因联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五人,通电宣告,停止革命,一致对外,多忏悔辩解之语,……如柏文蔚、谭人凤、周震鳞、龚振鹏等来南洋,开大会议,炯明招待,……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
1915年8月4日,孙中山在写给中华革命党巴东支部长杨汉孙的信函中,对不肯效忠于自己的李烈钧(协和)、陈炯明(竞存)、柏文蔚(烈武)、谭人凤(石屏)等人加以政治清算,并且牵扯到此前遭受暗杀的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以及该会会长章太炎(炳麟):
“其时,李协和、柏烈武俱在东京,李即以牺牲一己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柏既受盟立誓,卒为人所动摇,不过问党事;谭石屏之主张,略同于李。陈竞存在南洋,弟前后数以书招之,亦不肯来。……陶成章、章炳麟,非皆同盟会会员乎?乃首先反对于党内,俾敌党得以乘之,而其为害乃更烈,此正如来书所云,他日功成,更益以争权争利之私见为可患也。”
革命党内部“争权争利”的反对派,比党外敌对势力的危害更加直接,应该不择手段地加以清洗铲除,这是孙中山长期经营地下秘密性质的革命会党的一贯逻辑。这种逻辑早在1911年12月30日诅咒谴责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人为“贪夫败类……汉奸满奴”的《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已经有过明确表述。
到了1916年3月下旬,孙中山更是明确授意居正(觉生)联合日本人萱野长知设法除掉柏文蔚:
“觉生兄鉴:十八、二十两日寄书,均悉。柏已宣誓入党,最近亦有书来达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会见。叩其服从弟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柏虽曾充都督,然以较内务部次长,未免稍逊,望勿自馁。津事此间已得门径,京、津、保定三处事,兄暂不必兼顾(俟此间头绪弄清,即行介绍至兄处,再加审查定夺),请着意经营山东,毋落人后。萱兄赴青岛前,力言青岛方面可筹十万,即以此款办山东事,所需者惟统一之人,故烦兄负此艰鉅。”
按照《孙中山全集》编校者的注解,该信在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八期首发时,“否则,当托萱兄设法去之”的原话为“否则,当设法去之,托萱兄”,此处根据《国父全集》第三册加以校改。
所谓“内务部次长”,是居正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中担任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加民政部的常务副部长。
“萱兄”即萱野长知,因其满脸麻点而别号菠萝,是日本黑龙会头目犬养毅、头山满手下专门图谋侵犯中国主权的著名黑道浪人,自1895年通过陈少白结识孙中山之后,一直是孙中山从事地下秘密性质的革命暴力活动的重要支持者。
在此之前的1916年2月29日,柏文蔚从新加坡回到上海,由安徽同乡、孙中山的主要亲信陈策(勤宣)和一名日本人护送到位于法租界协平里的家中。柏文蔚随后与滞留上海的居正等人有所接触,并且谈到山东青岛方面的军事行动。



3月7日,柏文蔚从上海致信孙中山请示机宜:“先生钧鉴:违别左右,曷任驰思,远迹南洋,久疏书问。为愤国殷,且经病累,因循鲜暇,想勿深罪。比因时局日纷,同人相促,乃于前月十九号由岛南返国,二十九号安抵沪滨,晤诸同志,急谋进行。……尚冀先生指示机宜,俾明涂辙。”
3月13日,孙中山在《致直鲁晋省革命同志函》中,正式委任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
居正在其《梅川谱偈》中,把自己从上海前往青岛履行职责的时间,明显错误地提前到这一年的一月份:
“正月抵青岛,山东吴大洲、薄子明、尹锡五、赵中玉、吕子人、马海龙等,各集所部待命。余以筹饷购械,与各部整训,须费时日。粗有准备,先电济南靳云鹏,令其退出,否则以大炮轰之。传至上海,总理颇不谓然,命余慎重将事。五月初命薄子明率一支队取周村。余亲率陈、赵、吕、尹、马所部趣潍县。……东北军编制,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未到任前,由副官长陈中孚代,秘书长萧培荄,警备司令邵元冲,宪兵司令贺治寰。华侨义勇团团长夏重民,团员百余人,皆美洲华侨。”
3月21日,孙中山收到柏文蔚来信,随后又收到居正于18、20日从青岛寄出的两封书信。居正在书信中建议由具备实战经验的柏文蔚接替自己的总司令职位,于是便有了孙中山上述信函中包括谋杀指令在内的相关授意。
按照晚年柏文蔚的相关回忆,当年的中华革命军只有居正在山东潍县聚集的一支军队,在护国战争中“成绩甚小”,他因此放弃了前往青岛与孙中山一派展开合作的意向。
柏文蔚显然不知道,他的这一选择于无形中避免了针对自己的一场秘密暗杀。4月上旬,黄兴从美国抵达日本,以个人资格从日本政府那里借到300万日元,由柏文蔚负责在东至湖州西至泗安的浙江、安徽两省的交界地区训练军队。
此后不久,孙中山从日本秘密返回上海,紧接着,革命内部最擅长恐怖暗杀的陈其美,反而于1916年5月18日遇刺身亡。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去世后,柏文蔚训练的这支军队奉黄兴命令就地遣散……
到了1922年6月24日,《华字日报》报道说,孙中山不顾广东省长陈炯明等人的强烈反对,在广西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亲自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并且愤然表示说:“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
随后便有了孙中山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的相关表现。
明白了孙中山生前对于柏文蔚等人的真实态度,以孙中山的正统继续人自居的蒋介石,在北伐胜利之后针对柏文蔚及安徽籍革命党人的长期排斥和打压,也就不难理解了。与柏文蔚尤其是范鸿仙关系密切的安徽籍革命党人王亚樵,最终走上疯狂暗杀的极端路径,与此也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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